《春秋》定公五年载：“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1］卷五五，1795顾炎武认为“房”与“防”互通。顾炎武云：“‘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脱其下而为‘’字。《汉仙人唐公碑》可证也。《汉书》‘汝南郡吴房’，孟康曰‘本房子国’。而《史记·项羽纪》：‘封扬武为吴防侯’，字亦作‘防’。《汉书·武帝纪》：‘济川王明废，迁防陵’；‘常山王废，徙房陵’，一卷之中，字体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证。”［2］卷三①

不过，顾氏所证引例皆取自《汉书》、《史记》和《汉仙人唐公碑》，并无较早的例证，也未能从《春秋左传》中发明其义例。又陈树华云：“《汉书·沟洫志》：‘宣防塞兮万福来’，后云‘自塞宣房后’，一篇之中，‘防’、‘房’互见。又《后汉书·光武纪》：‘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注云：‘房子属常山郡，防与房古字通用。’《文选·月赋》：‘徘徊房露’，李善注‘防露’盖古曲也，《文赋》曰：‘寤防露与桑间’。据此则‘房’之为‘防’审矣。”［1］卷五五，1796

那么，《春秋左传》经文中所提及到的“房”与“防”有无互通的实例呢？这需要查检《春秋左传》中“房”、“防”义例。

细校《春秋左传正义》，分别在文公十一年《传》、宣公十年《传》、成公九年《传》、襄公十年《传》、昭公元年《传》、昭公六年《传》、昭公十三年《传》、定公六年《传》、昭公十七年《传》（2处）及定公五年，共11处涉及到“房”字，但显然在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中并没有将上述11处改用“防”字的情况。

除开文公十一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六年与昭公十三传中所引“与”它处“房”字义不相同外，其余七例“房”字皆可释为“宫室”或“偏室”。［3］843②此四处分别如文公十一年“房”释为人，其《传》称：“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此“房”非地名，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就释绵房甥为“鲁臣”。［4］867宣公十二年《传》“纳诸厨子之房”释为“箭舍”；［1］卷二三，749③昭公六年传“吴人败其师于房钟”，其中房钟应为地名，《春秋左传正义》释：“房钟，吴地。”［1］卷四三，1420《春秋左传注》则以为“房锺即今安徽蒙城县西南，西淝水北岸之阚町集。”［3］1280但明显房钟非房或防单称，即房、防与房钟不同。而昭公十三之“房”［1］卷四六，1533④则指房国，《春秋左传正义》曰：“灭蔡在十一年。许、胡、沈，小国也。道、房、申，皆故诸侯，楚灭以为邑。荆，荆山也。传言平王得安民之礼。汝南有吴防县，即防国。”［1］卷四六，1533《春秋左传注》：“房，故国，在今河南遂平县治。”［3］1361此条记载是指“房”为诸侯国名。虽《春秋左传正义》提到了房为故诸侯，后被楚所灭为邑，又称汝南有吴防县，即防国，但却并未说明房邑及吴防县或防国。《春秋左传》定公五年《传》：“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1］卷五五，1795后人虽多解释此“房”、“防”相通，为地名。但其说皆承自于顾炎武。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房’即‘防’，古房、防二字常通用，顾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七已言之。鲁有数防，江永以为此即隐九年之防，不可信。隐九年《经》会齐侯之防在费县东北，季平子归途未至鲁都而死，则其死必离曲阜较近，疑即僖十四年《经》、《传》之防，在今曲阜县东二十里。”［3］1550杨伯峻虽称参自阮芝生《杜注拾遗》，但阮注亦参自顾氏。清代江永撰《春秋地理考实》亦承顾氏之说，且引《彚纂》认为东野及房皆近费之地，《左通补释》亦主此说。⑤北京大学整理本《春秋左传正义》也注引前述顾炎武及陈树华所论，认为防、房相通。［1］卷五五，1796那么，“房”到底在曲阜县东二十里还是在近费之地呢？似乎殊难判别，至今尚无驳正。

再看《经》、《传》中对“防”的记载，其中也有若干处：如隐公九年经、传；隐公十年经、传；庄公七年经、传；庄公二十二年经及庄公二十九年经、传；僖公十四年经、传；文公六年及十一年传；襄公十三年、十七年经、传及襄公十八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传；昭公五年经、传。此外，襄公三十一年传“岂不遽止，然犹防川”、昭公三十年传“防山以水之”及哀公十五年传“以礼防民”，虽出现“防”字，但皆非指国名或地名。文公六年、文公十一年传；襄公十八年、襄二十五年传所涉“防”亦非指防地。且在上述诸条中作为地名的“防”，在经、传中皆本身既没有与“房”字相通用的义例，而且在隋唐的注疏中也没有将此“防”与“房”相通的解说。唯有将定公五年季平子“卒于房”之房释为防地，也是在承清代顾氏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