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病人好比坐在一条船上，共同目标是抵达安全健康的港湾。”获得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的北京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马玙年逾九秩，在结核这种最难缠的传染病面前，她“一站”就站了66年。她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用精湛的医术解决病人的痛苦，更用一辈子诠释着“一生为病人服务”的意义。

12月8日，记者来到北京胸科医院，见到了这位年过九旬仍然充满干劲地坚持在门诊一线的医生。她笑着告诉记者，“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大夫，有一个深切的体会，病人和医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文/千龙网记者 刘美君

“立下志气,要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1932年，马玙出生于江苏如皋，后随父母逃难至上海。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苦难中国，“马路上到处都是要饭的乞丐，还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日本人、美国人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有权有势的人住着别墅和花园洋房，而穷苦的老百姓只能在河边插几根木棍，搭一个简单的棚子。”目睹旧社会人命危浅的情景，马玙从小便立下志愿，要做一名医生，用医术为国人治病。

带着这样的信念，马玙如愿考入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现南京医科大学），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胸科医院），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开启了治病救人的征程。

最初接触结核病，马玙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从临床上来说，结核病的诊治相对固定，那时候我也年轻，觉得只要根据临床症状、胸部X线检查和痰涂片或痰培养就可以诊断了，药物也就是三四种，”马玙回忆。很快，现实就给马玙“上了一课”，肺部感染仅仅是开始，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血液播散性结核才是最棘手的。

这一切，让马玙对肺结核有了敬畏之心，她下定决心，要和这个白色瘟疫战斗到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结核病疫情比较严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很有限，看到许多肺内有空洞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马玙在鼻导管治疗的基础上，发明了全新的肺导管治疗方法。那段时间，马玙和同事们认真钻研导管装置——用不锈钢丝做成弹簧圈，套上富有弹性的橡皮管，前端系一条尼龙丝，在X线引导下直达肺部空洞，直接注射药物。在当时，这是一个创举，也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

“我认为，只有等到业务成熟后，自己才有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5月4日，马玙终于实现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搞研究都是逼出来的。”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北京胸科医院前身）,虽然名义上属于北京，但是研究所的实际位置是通州，在当时还算偏远的东郊。在这项注定艰辛甚至存在被感染风险的事业面前，马玙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结核病这个研究方向从此成了她毕生的志业。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搞研究都是逼出来的。”回忆起自己的科研工作，马玙感慨万千。

在马玙刚参加工作的二十世纪中叶，全球对结核病可用的治疗方法不多。“灵丹妙药”无处去讨，在结核治疗当中，耐药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有的病人耐一种药，还有很多病人耐多药，甚至有些病人因为经历过不规范治疗出现全耐药。在为病人做诊断时，传统的细菌学方法是在培养基上研究病原体的耐药性，这种方法实验流程长，获取结果慢，不能及时为建立治疗方案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为了提升诊断效率，马玙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建立了使用基因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来检测各种药物相应的耐药相关基因，给诊断耐药、及时调整治疗方针带来了很大便利。

临床科研“双肩挑”的马玙，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授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马玙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研究生们来到马玙身边，也为实验室注入了新的活力。实验室的规模扩大了，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马玙的指导下，研究生们承担了大量工作，成了探索前沿的主力，中国结核病防治、研究的重任就这样传递了下去。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我很多的研究生基础研究的水平都比我高多了。”马玙开心地说。

“只听说过病人找大夫，大夫找病人还是头一回听说。”

德高技深，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马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结核病医生最忌讳治病只盯着结核，只管病不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