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韩雪莹

马老提到的用导尿管插到气管里给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结核病高发时，治疗空洞性肺结核的一种尝试。在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中，空洞性肺结核死亡率高，传染性强，患者咳痰咳血严重。马玙和同事们为了能在空洞位置精准用药，进行了多种尝试，甚至把飞机、自行车上的配件都派上了用场。

“那时候工业用电、农业用电都很紧张，我们给患者做X光透视、做局部治疗也要用电。我就睡在病房里，夜里四点爬起来，那是工业农业都不用电的时候。那时候本事也挺大，自己就开着X光机器给病人做肺导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个病人告诉我，‘马大夫你是不是也要去透视一下？我听你夜里咳嗽挺厉害的。'我去一照，发现自己还真是得了肺结核。那时候我给病人做肺导管，感染的风险比较大。”

马玙的学生、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三科副主任段鸿飞说，他会永远记得马老对他的“反向”教学。

△马玙与学生段鸿飞

直到今天，马老的声音里还能听出江南女子的温柔，不疾不徐，正如她的名字，如玉般温润、美好。可面对病毒时，马玙则多了几分果敢和刚毅。

“那时候是没有防护的，在透视底下做这种治疗，医务人员一定会被辐射，他们都没有考虑这么多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进修两年，她把时间精确到分秒，她知道自己多学习一分，带回去的收获就会多一分。

△马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

救命的“土办法”

△马玙在1957年通过“定向肺导管治疗术”治愈的患者，半个多世纪后回到医院看望她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肺结核被视作“白色瘟疫”的年代，23岁的马玙从江苏医学院（现为南京医科大学）毕业，走进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正式成为了一名结核病专科医生。

面对“十痨九死”，勇当逆行者

有患者表示，“马老就像妈妈似的，特别好！”

“马老提醒我，做医生，别总记着‘过五关斩六将'，脑子里得反复复盘的是‘走麦城'，得不停自我否定，这也是对患者负责。复盘当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哪个地方能做一点改进……这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到这儿以后，有些同志是害怕被传染的，我倒不在乎。”

【来源：健康中国】

马玙说，她小时候就对结核病有所了解。“肺结核是当时最主要的疾病之一，大家都知道‘十痨九死'。”

“对自己的病，我们的态度很重要，要把它当事儿，但又不要过分担忧。”

1932年出生于江苏如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研究员。60多年来，她一直坚守在结核病诊疗、防治一线，曾获评最美防痨人、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2021年6月月度人物等称号。

△中学时代的马玙（左）与同学合影

越来越多的患者走进北京胸科医院，马玙也开足马力，多治一个病人，就意味着多了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马玙

被传染肺结核并不是马玙面临的唯一风险，每一次定向肺导管治疗术，她都要长时间处于X射线的辐射状态下。可每每说到这些，马老都会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清楚，这是老一辈医生的“通病”。

现在，她曾一手创建的团队已在开展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检测各种药物相应的耐药相关基因等新研究，主任职务也从马玙传给了她的学生，再由学生传给了更年轻的后辈。

“在1957年到1960年期间，我们的团队就给病人做全身治疗加局部治疗，而局部治疗过程中，最早就用导尿管插到气管里给药。”

“人家问我，90岁了怎么还工作得那么来劲。我说，第一，我身体好；第二，我觉得在有些方面我自己还是有点本事，能够为病人服务，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现在我就懊悔，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假如我现在二十几岁，我会更好地努力！”

回国后的马玙在北京胸科医院牵头创立了内科实验室（后改名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开始了我国结核病的免疫学研究，主编了《实用肺癌防治指南》，参与了《结核病学》等19部专著相关篇章的撰写，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185篇。